杜甫詩詞《曲江對酒》的詩意賞析

　　《曲江對酒》是中國唐代詩人杜甫的作品，作于乾元元年(758年)春，是杜甫最后留住長安時的作品。此詩前兩聯(lián)是曲江即景，接寫坐時所見，然后對酒述懷，轉(zhuǎn)寫心中的牢騷，最后抒寫愁緒。全詩反映出詩人報國無門的苦痛之情。

　　《曲江對酒》

　　【年代】：唐

　　【作者】：杜甫

　　【內(nèi)容】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宮殿轉(zhuǎn)霏微。

　　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

　　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

　　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

　　創(chuàng)作背景：

　　此詩作于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春，是杜甫最后留住長安時的作品。一年以前，杜甫只身投奔唐肅宗李亨，受職左拾遺。因上疏為宰相房琯罷職一事鳴不平，激怒肅宗，遭到審訊。以后，雖仍任拾遺，但有名無實，不受重用。杜甫無所作為，空懷報國之心，滿腹牢騷。這首《曲江對酒》便是在此種心境下創(chuàng)作的。[2]

　　作品賞析：

　　這首詩寫于乾元元年(758)春，是杜甫最后留住長安時的作品。

　　一年以前，杜甫只身投奔肅宗李亨，受職左拾遺。因上疏為宰相房琯罷職一事鳴不平，激怒肅宗，遭到審訊。以后，雖仍任拾遺，但有名無實，不受重用。杜甫無所作為，空抱報國之心，不免滿腹牢騷。這首《曲江對酒》便是詩人此種心境的反映。

　　曲江，即曲江池，故址在今西安市東南，因池水曲折而得名，是當時京都的第一勝地。

　　前兩聯(lián)是曲江即景。“苑外江頭坐不歸”，苑，指芙蓉苑，在曲江西南，是帝妃游幸之所。坐不歸，表明詩人已在江頭多時。這個“不”字很有講究，如用“坐未歸”，只反映客觀現(xiàn)象，沒有回去：“坐不歸”，則突出了詩人的主觀意愿，不想回去，可見心中的情緒。這就為三、四聯(lián)的述懷作了墊筆。

　　以下三句，接寫坐時所見。“水精宮殿轉(zhuǎn)霏微”，水精宮殿，即苑中宮殿。霏微，迷蒙的樣子。在“宮殿”、“霏微”間，又著一“轉(zhuǎn)”字，突出了景物的變化。這似乎是承“坐不歸”而來的：久坐不歸，時已向晚，故而宮殿霏微。但是，我們從下面的描寫中，卻看不到日暮的景象，這就透露了詩人另有筆意。浦起龍《讀杜心解》曾將詩人這一時期所寫的《曲江二首》、《曲江對酒》、《曲江對雨》，跟作于安史之亂以前的《麗人行》作過比較，指出：“此處曲江詩，所言皆‘花’、 ‘鳥’、‘蜻’、‘蝶’。一及宮苑，則云‘巢翡翠’，‘轉(zhuǎn)霏微’，‘云覆’，‘晚靜’而已。視前此所詠‘云幕’，‘御廚’，覺盛衰在目，彼此一時。”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水精宮殿轉(zhuǎn)霏微”所顯示的，即是一種虛空寥落的情景，這個“轉(zhuǎn)”字，則有時過境遷的意味。

　　與此適成對照的，是如期而至的自然界的春色：“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短短一聯(lián)，形、神、聲、色、香俱備。“細逐”、“時兼”四字，極寫落花輕盈無聲，飛鳥歡躍和鳴，生動而傳神。兩句襯托出詩人的此時的心緒：久坐江頭，空閑無聊，因而才這樣留意于花落鳥飛。“桃花細逐楊花落”一句，原作“桃花欲共楊花語”，后杜甫 “自以淡筆改三字”(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由擬人法改為描寫法。何以有此改?就因為“桃花欲共楊花語”顯得過于恬適而富有情趣，跟詩人當時仕途失意，懶散無聊的心情不相吻合。

　　這一聯(lián)用“自對格”，兩句不僅上下對仗，而且本句的某些字詞也相對。此處“桃”對“楊”，“黃”對“白”。鳥分黃白，這是明點，桃楊之色則是暗點：桃花紅而楊花白。這般色彩又隨著花之“細逐”和鳥之“兼飛”而呈現(xiàn)出上下飄舞的動人景象，把一派春色渲染得異常絢麗。

　　風景雖好，卻是暮春落花時節(jié)。落英繽紛，固然賞心悅目，但也很容易勾起傷春之情，于是三、四聯(lián)對酒述懷，轉(zhuǎn)寫心中的牢騷和愁緒。

　　先寫牢騷：“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判，讀潘，“割舍之辭;亦甘愿之辭”(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這兩句的意思是：我整日縱酒，早就甘愿被人嫌棄;我懶于朝參，的確有違世情。這顯然是牢騷話，實際是說：既然人家嫌棄我，不如借酒自遣;既然我不被世用，何苦恭勤朝參?正話反說，更顯其牢愁之盛，又妙在含蓄委婉。這里所說的“人”和“世”，不光指朝廷碌碌之輩，牢騷已經(jīng)發(fā)到了肅宗李亨的頭上。詩人素以“忠君”為懷，但失望過甚時，也禁不住口出微辭。以此二句，足見詩人的憤懣不平之氣。

　　最后抒發(fā)愁緒：“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滄洲，水邊綠洲，古時常用來指隱士的居處。拂衣，指辭官。這一聯(lián)是說：只因為微官縛身，不能解脫，故而雖老大傷悲，也無可奈何，終未拂衣而去。這里，以“滄洲遠”、“未拂衣”，和上聯(lián)的 “縱飲”、“懶朝”形成對照，顯示一種欲進既不能，欲退又不得的兩難境地。杜甫雖然仕途失意，畢生坎坷，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始終如一，直至逝世的前一年(769)，他還勉勵友人“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jù)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希望以國事為己任。可見詩人之所以縱飲懶朝，是因為抱負難展，理想落空;他把自己的失望和憂憤托于花鳥清樽，正反映出詩人報國無門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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