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的文章藝術淺析

　　李商隱一生的大部分心力因幕僚生涯而傾注在文章創(chuàng)作上，具有重要而獨特的文學價值和地位。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懷州河內(nèi)人。“或言英國公世積之孫”，他也自稱“我系本王孫”。然而，源自皇室的尊貴血統(tǒng)并沒有讓他的人生仕途一帆風順。他身懷經(jīng)世治國的雄心大志，然而仕途不順，雖早年得到朝廷重臣令狐楚的賞識，“奇其文，使與諸子游”，又“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后又得王茂元喜愛，成為愛婿。由于令狐楚、王茂元二人各為牛李兩黨要人，處于二者之間的李商隱雖無心黨爭卻無辜受累，導致其一生都在各個幕府間以幕僚的身份輾轉(zhuǎn)流徙，“名宦不進，坎坷終身”，滿腹經(jīng)綸終只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他雖兩次入京為官，但秘書省校書郎和太學博士與他在幕府中擔任掌書記的工作并沒有什么區(qū)別。他以文入仕，以文終仕。他將不得志的苦悶愁情傾瀉在所寫的文章中，一生寫了無數(shù)的文章，卻大半“火灼墨污，半有墮落”。但他的文章帶有他個人的生命痕跡和獨特的藝術魅力，成為他藝術生命的重要成分，值得后人仔細研究。

　　李商隱的文章大部分是駢文，是他在幕僚生涯中應他人要求或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創(chuàng)作的;而他的古文只有極少數(shù)，但“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圣論》，以古文出諸公間”，所以古文也具有很重的分量。但歷代以來的研究者大都重詩而輕文，造成后人只知有“玉溪詩”而不知有“樊南文”的狀況。

　　一、剛勁、獨特的散文(古文)

　　樊南文的主體雖然是駢文，但從李商隱的一生和寫作經(jīng)歷來看，他最早是從古文開始寫作的，并且成績很好。在古代文學史教材關于李商隱的講述中，對他的古文卻未曾提起過。這不管對李商隱的文學成就，還是對唐代古文的發(fā)展都是一個缺憾。李商隱的古文寫作是向他的堂叔父學習的。李商隱自幼喪父，他和弟弟便隨其堂叔父學習。他的這位堂叔父自幼通曉五經(jīng)，擅長散文、古體詩、文字學和書法，對盛行的駢文和近體詩都不感興趣，對功名利祿毫無興趣。李商隱對這位學識淵博、品行高潔的叔父極為尊敬。且由于韓柳古文運動的影響和駢文在唐代的衰落，除公文以外的日常寫作都通行散文。李商隱在這兩種情況的影響下，自幼就寫得一手好古文。但由于他十六、七歲時轉(zhuǎn)而跟令狐楚學習今體文而中斷了古文的寫作，對所作古文又缺乏整理，使得原本就為數(shù)不多的散文流傳下來的就更少，連其成名之作《才論》《圣論》都散佚不見了。流傳下來的只有《李長吉小傳》《白傅墓志銘》等少數(shù)幾篇。李商隱的古文雖然數(shù)量少，但藝術成就很高。其中為李賀所作的《李長吉小傳》可以作為一個代表。在這篇小傳中，李商隱對李賀形貌的描述用筆極為簡約：細瘦、通眉、長指爪。字雖少，但卻抓住了李賀最突出的特點：極瘦，眉毛幾乎相連，指爪很長。李賀的形貌隨著這三個詞而活現(xiàn)在紙上。接著，敘述了李賀隨時收集字句作詩，活畫出一個詩人的神韻。二者結合使得李賀形神兼?zhèn)洹Ｗ詈竺枋隽死钯R臨死后入天庭為官的事情為這位詩人的人生添加了神秘而傳奇的色彩，既包含了對李賀的祝愿和安慰，又隱含了對讓李賀不得志的現(xiàn)實世界的諷刺。而最后的議論將惋惜和諷刺表達的更為直接，令人自然地聯(lián)想到他的詩歌：“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筆鋒凝練犀利，語淺而意深。他的另外兩篇小品文《齊魯二生》(《程驤》《劉叉》)描寫了一個因知曉家財是不義之財而散盡家產(chǎn)，自力更生的程驤和一個任俠用氣最后卻折節(jié)讀書但始終任性高傲的劉叉。故事精練而寓意深刻，體現(xiàn)了李商隱對高潔的品性的贊賞。

　　對于李商隱的這些古文，章學誠在《李義山文集書后》稱：“其文在孫樵，杜牧間;紀事五首、析微二首，頗近元、柳雜喻，小有理致。”他的古文不僅精練峭直，而且思想獨特“峭直剛勁，獨出機杼，銳不可擋，駁盡世俗定見，直抒胸臆。”如他在《上崔華州書》中的“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耶?盍愚與周公，孔子具身之爾。以是行道不系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jīng)史，諱忌時世，百經(jīng)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就大膽地提出為文不拘泥經(jīng)史圣賢，重在親身體會的道理。這也是他的文章能流傳千古的原因。這種不迷信圣賢，敢針對圣賢提出異議的觀點在《讓非賢人事》一文中針對孔子的“禮讓”提出賢人應該當仁不讓而更加明確。

　　二、華麗而有氣勢的駢文

　　駢文是李商隱一生耗費時間和精力最多的文體，是樊南文的主體。李商隱寫作古文是由于其堂叔父的教導和影響，而他走上駢文的寫作道路既有客觀的原因，又有主觀的原因。

　　得令狐楚賞識和提拔不但是李商隱人生的轉(zhuǎn)折點，更是他開始駢文寫作的始因。駢文在唐時雖然由于古文運動的影響處在逐漸的沒落中，在日常寫作中已不常用，但卻始終是晚唐官場唯一通用的公文文體。令狐楚身居高位，擅長今體文的技巧。李商隱因出眾的才華被令狐楚賞識而跟隨其左右，令狐楚將駢文的寫作技巧盡相傳授。李商隱非常感激令狐楚的教導，為此在他的詩中寫到：“自蒙半夜得衣后，不羨王祥得佩刀”，并且自此后在駢文寫作上不能自拔，連他的弟弟要他再寫古文的勸告都未曾聽從。究其原因有兩點：一是駢文本身的魅力所致。駢文是一種極為講究體式、韻律的美文，駢文精巧華美，幾乎可以作為一種藝術品。另一個原因是李商隱一心想躋身政治，以實現(xiàn)他的政治理想，而駢文就成為他入仕的必要方法和手段。但李商隱的仕途并未因善文而像他的恩師令狐楚一樣平步青云。因他在受恩于牛黨要人令狐楚后，又成為李黨的重要成員王茂元的東床快婿和弟子。雖無心于黨爭，卻成為其中的犧牲品。他的一生只能是在各個幕府中輾轉(zhuǎn)做一個文字秘書式的人物。仕途的坎坷，于他自身是一場悲劇，卻成全了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這種悲劇式的成全除了表現(xiàn)在詩歌上外，還體現(xiàn)在了他的駢文創(chuàng)作上。

　　李商隱的駢文從寫作的目的和需要來看，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代人立言的公私文書;另一類是因自己的需要而作。李商隱奉命代人立言所作的文章占駢文的很大一部分。這些文章都是一些表、狀、啟、牒等公文。對于輕視駢文的人來說，這種充滿官場套話的近乎僵化的文章更是沒有一點實用意義和價值。但李商隱的這一部分文章既具有實際的用途，又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這些公文每一篇都是應一個實際的需要而作：如令狐楚、王茂元等人臨死時要李商隱代寫的遺表就是向朝廷提出最后的諫議，表達最后的忠心;又如代華、陜二州所作的賀表是為了恭賀會昌改元，大赦天下的喜事而作;再如檄表《為濮陽公與劉稹書》勸誡叛軍，宣揚軍威……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一些社會情況，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駢文本身就具有字詞句方面的約束，又是代人而作，所以在寫作時所受的約束就更多，展示才華的機會很少。但李商隱卻能將自己的感情與所代之人的情緒合二為一，以“感同身受”的角度著筆，化呆板為典雅而得體。在這種“別人的文章”中他還能巧妙的用別人的話抒自己的懷。如在前面所提的遺表中，借恭賀之際提出希望朝廷撫恤蒼生、舉賢任能的建議。一方面是借別人的口發(fā)自己對政事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政治才能能得到賞識，有一展才華的機會。這是李商隱有才而不得伸卻又不甘埋沒時唯一可以做的。對于當時發(fā)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見解：在《代彭陽公遺表》中希望朝廷可以“昔加鴻造，稍霽皇恩”使甘露之變以來被貶戮的人“歿者昭洗云雪，存者濡以雨露”。就是這些極有見地的語言使這些公文有了更高的思想和藝術價值。這一類文章在樊南文中最講究技巧：極工于隸事用典，極講究對偶音律、辭藻華麗，可以說是標準的駢文樣式。這類文書主要是官場文書，表達他的政治觀點;另一類為別人所作的私人文書如《為李貽孫上李相公啟》《太尉衛(wèi)公會昌一品集序》則表達了他對已失勢的李德裕的尊敬，毫不畏懼因此而惹怒權貴，體現(xiàn)了他正直高潔的品性。他的這種清高正直，不向權貴獻媚邀寵的品格也體現(xiàn)在他向當權者陳情希望得到眷顧的書信中，這種氣格使文章的格調(diào)提高，沖淡董乃斌所認為的“格卑氣弱”之感。

　　李商隱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寫的駢文包括書信和祭文。這些書信有如前所提到的陳情文如《上令狐相公狀》，有表達他文學觀點的如《獻侍郎巨鹿公啟》，有表達夫妻情深，婉謝贈美之情的《上河東公啟》。這些文章由于是書信式的格式，所以不如他奉命所作的公文那么講究用典，顯得自然樸實。但仍是以駢文為主，間或加以散文句式，使文章顯得更靈活。駢散間雜的句式融敘事、說理、抒情于一體，“敘述則疏宕有致，說理則精辟無累，抒情則凄婉動人。”駢文在李商隱的手中顯得如此的精巧華美，其重要的原因是李商隱高妙的詩歌技巧對文章創(chuàng)作的深刻影響。駢文和詩歌在形式和要求上有一定的共同點：講究節(jié)奏韻律，注重對仗、用典。李商隱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尤其精于律詩、絕句。所以錢鐘書先生獨到的提出樊南文與玉溪詩消息相通的觀點。駢文有詩歌的語言、情韻，如“彭澤無弦，不從繁手;汗陰抱甕，寧取機心?”就是兩句對仗工整的詩歌句子，語言如詩歌語言一樣的凝練，節(jié)奏明朗。類似的例子在李商隱的駢文中是極為常見且精巧的。他的這種以詩歌的手法寫駢文的創(chuàng)作方法使他的駢文具有獨特的風格。

　　祭文雖然在駢文中的數(shù)量極少，但它卻是駢文中的精華，是李商隱駢文中最為所人稱道的。孫梅在《四六叢話》中高度評價道：“魏晉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 ，最重樊南，潘情深而文之綺密尤工，李文麗而情之惻愴自見。”可見，李商隱的祭文是以文辭清麗，感情哀涼而濃烈得勝。他的祭文也用典較少，駢散間有，使得抒情敘事更加淋漓盡致。

　　令狐楚和王茂元都對李商隱有重大的恩情，因此兩人的死令李商隱備感哀傷。《奠令狐相公文》和《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便以二人對他的知遇之恩為載體，抒發(fā)了他的哀悼之情，深沉而又濃烈。他的祭親人的文章是感情最豐富的。《祭小侄女寄寄文》一文在他的駢文中可算一個特例：通篇不用一典，全用白描的手法來抒發(fā)“倍切他人”的“猶子之誼”。以近乎父親的口吻回憶小侄女“四年方復本族”卻于數(shù)月后即死去，當看到仍活著嬉戲玩耍的其他侄子時，懷念的思緒更濃。濃厚的感情使作者將死去的小寄寄仍當做活著看待，因此不由得擔心她“朝饑誰抱，暮渴誰憐”，給予她“華彩衣裳，甘香美食”。這種生卻不能相見的傷痛更勝過死別之痛，讀來令人肝腸寸斷。《祭裴氏姊文》則突出體現(xiàn)了他的“樊南窮凍”的遭遇，在對姐姐的祭文中加入了他身世坎坷的經(jīng)歷，使人更能體會到亂世之中相依相偎的親人失去時那種猶如“斷手解體”的痛。

　　李商隱的三類駢文各有各的特色：奉命代人立言之作以隸事用典為最大特色;私人書信以靈活清麗為特點;祭文則以情為勝，用情動人。他的文章之所以被后人稱道，具有一定的價值，除了高超的文學技巧外，還因為這些文章中時時處處都有李商隱的思想、情感、靈魂。如在奉命之作中見縫插針式表達自己的政見，私人信件中所表現(xiàn)的“樊南窮凍”。

　　李商隱的駢文雖一度被冷落，但在駢文史上卻具有獨特的價值，因而占據(jù)了重要的地位。孫梅評為“今體之金繩，章奏之玉律”，影響極為深遠，近到宋初流行三四十年的“西昆體”，遠至清代的駢文創(chuàng)作，被清代文人認為是駢文的經(jīng)典。唐代是駢文漸趨沒落的時代，而李商隱使駢文重新發(fā)出生機。他“融合了徐、庾和陸贄兩派所長，既多用事典以避免直言，又要兼具敘事與抒情兩種技巧”，被認為是駢文的第二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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