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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集卷之六記傳贊述《張長公》
引導語：陶淵明《張長公》這一章述評張長公，頌揚其能保持高潔的節(jié)操。下面是該記傳贊述的原文注釋，歡迎大家閱讀與學習。
張長公(1)
遠哉長公(2)，蕭然何事(3)?
世路多端(4)，皆為我異(5)。
斂轡蝎來(6)，獨養(yǎng)其志。
寢跡窮年(7)，誰知斯音(8)!
[注釋]
(1)這一章述評張長公，頌揚其能保持高潔的節(jié)操。張長公，即張摯，字長公。張釋之之子。“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什”(《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索引》：“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于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2)遠：指距寫此文的時間已經(jīng)遙遠。
(3)蕭然：寂寞冷落的樣子。何事：為了什么。
(4)世路：指世間的.人生道路。多端：即很多。端：頭緒。
(5)為：與。《論語。衛(wèi)靈公》：“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6)斂轡：收起馬韁繩。指歸隱不再出仕。與“斂策”意同。朅(jiē揭)來：即去來。指張摯辭官歸隱。
(7)寢跡：隱跡。謂隱居。陶淵明《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窮年：指終生。即上引《史記》所說“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8)斯：此，這。
[譯文]
張摯距今已很遙遠，寂寞冷落竟為何事?人生道路多種多樣，世人竟然皆與我異。收起韁繩辭去官職，獨自修養(yǎng)他那高志。隱居終身不再出仕，誰能理解此中深意!
陶淵明的思想
陶淵明一生坎坷曲折，其進退起落緣于其思想的復雜和所處時代的乖謬。晉宋之際，中原淪陷、江南板蕩，曾經(jīng)的龍興大晉已然風雨飄搖。寒門劉氏篡逆之心，昭然若揭。士大夫進退失據(jù)、動輒得咎，恰似釜底游魚。陶淵明徘徊仕途，游走魏闕江湖，乃是其儒道交織性格在因應時代的體現(xiàn)。
(一) 儒家思想的里子
在陶淵明生活的時代，雖然彌漫著老莊哲學和佛教的出世哲學。但是儒家究竟是一個正統(tǒng)學派，上層社會知識分子對儒家所提倡的六經(jīng)，幾乎家喻戶曉。據(jù)《晉書•范寧傳》：“晉太元年間，范寧為豫章太守，大設庠序，至者千余人。課讀五經(jīng)，又起學占，資用彌廣”時至二十歲的陶淵明自然會受到此種風氣的影響。又由于他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家庭的社會地位，使他從小熟諳儒家經(jīng)典，有著儒家的入世精神。
“先師遺訓，云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謂。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不敢至!”(《榮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jīng)。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飲酒》)
“先師”即孔子，“四十無聞”句用《論語》所紀載孔子所說“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語意。從這些詩句，可見陶淵明對儒家哲學的向往之情。于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的傳統(tǒng)思想深深植根于陶淵明的思想之中，顯現(xiàn)于其一生的足跡中。
陶淵明少時有“大濟蒼生”的壯志，并不是想做一名詩人或是隱士，而是希求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這里閃現(xiàn)的是一個意氣風發(fā)的少年形象。陶淵明對其祖父尤為推崇，他曾在《命子》詩中說：“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而陶侃尊崇儒學，反對“逸游荒醉，生無益時，死而無聞于后”的所謂疏放行為，這自然影響到陶淵明，于是他產(chǎn)生“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的緊迫感。他還以“直方二臺，惠和千里”的詩句來描述他的祖父，可見在陶淵明的心目中其祖父是一個清官。在《命子》詩中，他不僅讓兒子了解祖上歷史，而且要求他們學習祖上的為人，這些反映出陶在青少年時代富有政治理想，曾也想做一個正直清廉的官吏。
在動蕩黑暗的年代，陶淵明作為一名有志之士自然會有濟世之心和以期成就偉業(yè)功勛之愿。《雜詩》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渴望建功立業(yè)的陶淵明出仕了。公元393—405是其仕宦時期。
在談到出仕動機時，陶淵明本人聲稱是因貧而仕：“疇昔苦長饑，投來去學仕。”連其朋友顏延之也這樣看他，“母老子幼，就養(yǎng)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得毛子捧檄之杯”(《陶征士諫》)。陶淵明為官固然有改變物質(zhì)生活窘狀的因素，但這更是其早年“大濟蒼生”思想的必然發(fā)展。陶淵明的仕途之路充滿了艱辛坎坷。初在荊州刺史桓玄處任小官時，官場的爾虞我詐就給他帶來了思想上的愁苦：“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翼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guī)林》)于是他借母親孟氏之故去職回家。但正值盛年的陶淵明，雖辭官，但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任彭澤令，在“大濟蒼生”的政治理想支配下，陶淵明是留戀官場的，并且以積極進取的態(tài)度，仕而歸，歸而仕，在五次反復中實踐了儒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政治信念。
陶淵明處于東晉時期的污濁社會，是有過奮發(fā)有為的宏愿和積極行動的。但“大道不行”，“兼濟天下”的人生首要無望實現(xiàn)時，陶淵明便退而求其次，秉持儒家“獨善其身”的思想，選擇“安貧樂道”的生活之路。他的“道”，偏重于個人的品德節(jié)操，是儒家思想的體現(xiàn)。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榮木》)，“好爵吾不縈，饋吾不酬。……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其四)他的歸隱，正是是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人格完美思想的體現(xiàn)。陶淵明歸隱后，作詩飲酒，安然自得。“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這一方面是出于自我安慰，求得心理上平衡，另一方面是順應了他的“自然”之道。在這種“自然”之道支配下，他保持了人格的高潔，“養(yǎng)浩然之氣”。即使在他似乎沉浸在祥和的田園生活中時，他還是會憶起少年壯志，在懷古中傷時，在借吟詠神話故事寄托豪情：
《詠荊軻》
“燕丹善養(yǎng)士，志在報強贏。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發(fā)指危冠，猛氣充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秦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shù)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馀情。”
《讀山海經(jīng)》其九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余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后。”
《讀山海經(jīng)》其十
“精衛(wèi)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
(二)道家思想的契合
毋庸置疑，陶淵明有著濃厚的道家思想。這是時代使然，更是其性情與“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契合所致。魏晉是玄風籠罩，老莊哲學風靡的時代，上層知識分子大都崇尚老莊，以清談為務。陶淵明承受影響，把生死、貴賤看得很淡。朱熹贊賞的正是陶淵明的超脫態(tài)度，他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高官職，這邊一面清淡，那邊一面招權(quán)納貨。陶淵明真?zhèn)�能不要，所以高于晉宋人物。”早年，他在《五柳先生傳》中說：“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并推崇“不戚戚與貧賤，不汲汲于富貴”的生活境界。這種道家對他不僅影響了他的人生之路，也影響了其創(chuàng)作。
首先道家思想是其歸隱田園的.內(nèi)驅(qū)力。他曾任江州祭酒，任桓玄幕僚，任劉裕參軍，任彭澤縣令，然而官場的蠅營狗茍，構(gòu)陷傾軋，使他深感“愧平生之志”(《歸去來兮辭》)。他寫道：
“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guī)林二首》之二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投冠旋舊虛，不為好爵縈;養(yǎng)真衡門下，庶以善自名。”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
“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阿作》
陶公以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歸田，從重志節(jié)的傳統(tǒng)上看是儒家大丈夫氣概的演繹，也是儒家“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的人生哲學為士大夫規(guī)定的退身之路，但促成陶公歸隱“投冠旋舊墟”的，主要還是莊子崇尚自然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有一個莊子式的價值判斷：權(quán)勢、功名、貪欲等都是違反自己的異己力量，個體精神應當從“形”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受制于“形”的功利滿足是卑微渺小的，而個體精神上的自適才是最值得珍視的;對名利地位聲譽的追求，遠遠比不上超功利的精神享受，更何況那些功利的追求和滿足又往往是以身心屈辱為代價的。正因為如此，陶公由出仕到歸隱時，沒有沮喪，更沒有留戀，他有一種大夢初醒、迷途知返的醒悟感，“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兮辭》)。仕途甚至被陶淵明視為自己的人生歧路，歸隱才是他的人生正道。“誤落塵網(wǎng)中，一去十三年”，“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五首》其一)陶淵明站在隱者的立場上把官場比作“塵網(wǎng)”和“樊籠”，隱逸才是陶淵明生活中更為重要的內(nèi)容。如此，他才在田園生活中活得真實，活得投入。歸隱以后的陶公，像倦飛的鳥兒返巢，像池里的魚兒回到故淵一樣找到了自由，找到了自然。他在“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戶庭無塵雜，墟室有余閑”的家中過著衣食自足、怡然自樂的生活。在他的心目中，有著青山綠水白云藍天、長著桑麻稻麥蔬果花草的田園，還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而食、織而衣的人們，才是合乎“自然”的。因此，他在這里走向了真淳、平和、質(zhì)樸的生命境界。他居家、責子、交友、飲酒、彈琴、采菊，甚至讀書、耕作，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也是在這自然中，他積極地實現(xiàn)著自己的人生價值。
其次陶淵明崇尚自然的審美情趣源于道家思想的影響。《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發(fā)道，道法自然。”老子把自然看作最高的審美境界，自然也成為道家的審美理想。陶淵明在其詩歌中盡善盡美的演繹了老莊崇尚自然的美學理想。同時，崇尚自然也成為詩人的人生態(tài)度和信仰，而反映到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上，就是絕無矯情、雕琢，鮮明地顯現(xiàn)出一種質(zhì)樸真率、平淡自然的藝術(shù)風貌。如：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讀山海經(jīng)》其一
詩人崇尚自然，熱愛自然，時常沉醉于大自然中，乃至物我兩忘，隱居自得的高趣躍然紙上。清代溫汝能稱：“此篇是淵明偶有所得，自然流出，所謂不見斧鑿痕也。大約詩之妙以自然為造極。陶詩率近自然，而此首更令人不可思議，神妙極矣。”
“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飲酒》其五
儒家思想烙印陶淵明一生，于是他懷抱“大濟蒼生”出仕為官，“安貧樂道”功成身退。與道家思想的契合，又使他留戀田園最終歸隱田園“養(yǎng)真衡門下，庶以善自名”，也使他其詩作達到美的至境——“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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