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岳陽樓記》與《登岳陽樓》中的湖湘文化精神

　　引導語：杜甫的《登岳陽樓》這首詩，以其意境的開闊宏偉，歷來為人們所激賞。這意境，從詩人的抱負和胸襟中來，從詩人閱歷豐富而又坎坷的生活道路中來。下面是有關(guān)《岳陽樓記》與《登岳陽樓》中的湖湘文化精神，我們一起閱讀學習了解吧。

　　湖南岳陽市獲悉，2015年從初一至初三，有1300多人在5分鐘內(nèi)完整背下368字《岳陽樓記》，免票游覽了岳陽樓景區(qū)。千百年來，膾炙人口的《岳陽樓記》抒發(fā)了先憂后樂、憂國憂民的情懷，吸引了無數(shù)海內(nèi)外游客前往岳陽樓觀賞。據(jù)岳陽樓管委會介紹，岳陽樓景區(qū)2013年開始推出“背《岳陽樓記》，領(lǐng)免費門票”活動。截至目前，已有數(shù)萬名游客通過背誦免費登上了岳陽樓。

　　百年來,中國知識界流傳一句話：不讀《出師表》不知何為忠;不讀《陳情表》，不知何為孝。忠孝是封建道德標準。隨著歷史進入現(xiàn)代社會，這兩《表》的影響力，已在逐漸減弱，特別是《陳情表》，已鮮為人知。但有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同樣產(chǎn)生于封建時代的《岳陽樓記》卻絲毫沒有因歷史的變遷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歷經(jīng)歲月的滄桑，愈顯其旺盛的生命力。北宋之后，論朝代，已經(jīng)南宋、元、明、清、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六代的更迭;論社會形態(tài)，也經(jīng)封建、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世的沖擊。但它穿云破霧，歷久彌新。嗚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變，以傳統(tǒng)的文字，能表達一種跨越時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一)“詩人之不幸，成為湖南江山之大幸”

　　關(guān)于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學術(shù)界比較公認且較典型的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經(jīng)世致用、實事求是”;二是“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百折不撓、兼收并蓄”。人們傾向于后者，認為后者更能體現(xiàn)湖湘文化的精神實質(zhì)，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湖南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充滿著矛盾和沖突的地方：這里地處偏遠，是古代“貶謫之地”，又是陶淵明寄托自己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楚文化的瑰麗神奇使得這個地方充滿著神秘的吸引力，其中莊子散文和屈原楚辭是最為耀眼的部分;書院的建立又讓湖南學術(shù)空前繁榮。江湖文化和廟堂文化在這里激烈地沖突又悄悄地融合。經(jīng)世致用的社會思想、狂飆突進的戰(zhàn)斗精神、清高孤傲的人文姿態(tài)是傳統(tǒng)湖湘文化的三大品格。所有這些對湖南文人有著深遠的影響。湖南文人們自古以來就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文關(guān)懷。“心憂天下，敢為人先”是湖南人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在率先發(fā)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傳統(tǒng)中，蘊含著一種慣于發(fā)揚主觀能動性，敢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這些性格和精神，一脈傳承迄今，成為湖湘文化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的基礎(chǔ)，形成了國家民族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突出的愛國主義傳統(tǒng)指向以及個人對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這種價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維方式，即博采內(nèi)外眾家、廣為交融、優(yōu)化思維主體的開放方式。

　　同時，湖南因地處偏遠，古時多為官員貶遷之地，尤以唐宋為盛。如李白、柳宗元、杜甫、劉禹錫(貶為朗州司馬后，曾作《漢壽城春望》一詩，現(xiàn)常德市在柳葉湖邊建“司馬樓”以紀之)等均被貶至湖南。隨著中原人士的相繼進入，為當時的湖南帶來很多先進的技術(shù)與文化，推動了湖南的文明開發(fā)進程。有些學者遂將此作為湖南是以文化興省的一個依據(jù)，有人因此說是“詩人之不幸，成為湖南江山之大幸”。

　　(二)憂患意識與犧牲精神

　　憂患意識是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堅守的精神品格,也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中國傳統(tǒng)憂患意識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影響著湖湘文化中憂患意識的產(chǎn)生和演變。湖湘文化中憂患意識源自屈原,其后經(jīng)范仲淹、魏源有了一系列發(fā)展演變。屈原是湖湘文化中憂患意識產(chǎn)生的源泉,他的憂患意識主要體現(xiàn)為忠君愛國。《離騷》是充分表現(xiàn)屈原憂患意識的首推代表作。岳陽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的古城鎮(zhèn)。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更是膾炙人口,它述說著湖湘文化淵源,并彰顯著岳陽精神。

　　憂患意識是中國歷代知識分子所堅守的精神品格，尤以范仲淹的先憂后樂思想為其代表。范仲淹秉持濟世救民忠心報國的政治理想，并積極實踐，其思想和行動在當時社會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探討范仲淹的憂患意識對當前社會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和現(xiàn)實意義。

　　湖南是南宋以前許多文化名人文化學意義上的故鄉(xiāng)。湖湘文化中悠久的愛國傳統(tǒng)最初源自屈原的“特出人格”。經(jīng)賈誼、范仲淹、朱熹、王夫之等人的闡釋和身體力行代代相傳，在民族危亡的現(xiàn)代史中升華為“寧赴清流”的激越的愛國精神。到新世紀又演化為“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愛國思想。

　　《岳陽樓記》是北宋文學家范仲淹應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請，于北宋慶歷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為重修岳陽樓寫的。其中的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較為出名和引用較多的句子。文章通過對洞庭湖的側(cè)面描寫襯托岳陽樓。滕子京是被誣陷擅自動用官錢而被貶的，范仲淹正是借作記之機，含蓄規(guī)勸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試圖以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濟世情懷和樂觀精神感染老友。本文表現(xiàn)作者雖身居江湖，心憂國事，雖遭迫害，仍不放棄理想的頑強意志，同時，也是對被貶戰(zhàn)友的鼓勵和安慰。

　　《岳陽樓記》的著名，是因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時的另一位文學家歐陽修在為他寫的碑文中說，他從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可見《岳陽樓記》末尾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范仲淹一生行為的準則。

　　孟子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已成為封建時代許多士大夫的信條。范仲淹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貶官在外，“處江湖之遠”，本來可以采取獨善其身的態(tài)度，落得清閑快樂，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應立身行一的準則，認為個人的榮辱升遷應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勉勵自己和朋友，這是難能可貴的。這兩句話所體現(xiàn)的精神，那種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的品質(zhì)，無疑仍有教育意義。

　　怎樣處理公與私關(guān)系，是判斷一個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標準。我們熟悉的林則徐的兩句詩：“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有的人，茍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寧可我負人，決不人負我。有的人處處為國著想，為別人著想，關(guān)鍵時刻可以犧牲自己。如果社會上都是第一種人，那么，這個世界成天爾虞我詐，偷磚拆瓦，早就毀滅了。幸好還有這第二種人，社會才和諧，才進步。范仲淹一生為官不懶，為人不奸。他的道德標準是只要為國家，為百姓，為正義，都可犧牲自己。茲舉二例。

　　1038年宋西北的夏建國，趙元昊稱帝。宋夏戰(zhàn)事不斷，邊防主帥范雍無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組一線指揮機構(gòu)，任命范仲淹為陜西經(jīng)略招討副使(副總指揮)趕赴前線，這年他已52歲，這之前他從未帶過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趕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經(jīng)兵火之后，前面36寨都被蕩平，孤懸于敵陣前。曾先后任命數(shù)人都畏敵而找借口不去到任。范說，形勢危急，延州不能無守，就挺身而出，自請兼知延州。

　　范仲淹雖是一介書生，但文韜武略，膽識過人。他見敵勢坐大，又以騎兵見長，便取守勢，并加緊部隊的整肅改編，提拔了一批戰(zhàn)將，在當?shù)剡吤裰姓心剂艘慌�新兵�?/p>

　　慶歷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歲的長子純佑偷襲西夏，奪回戰(zhàn)略要地馬鋪寨。他引大軍帶筑城工具隨后跟進。部隊一接近對方營地，他令就地筑城。

　　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這就是后來發(fā)揮了重要戰(zhàn)略作用的像一個楔子一樣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順城。城與附近的寨堡相呼應，西夏再也撼不動宋界。夏軍中傳說著，現(xiàn)在帶兵的這個范小老子(西夏人稱官為老子)胸中自有數(shù)萬甲兵，不像原先那個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對付。西夏見無機可乘，隨即開始議和。范以一書生領(lǐng)兵獲勝，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這種為國犧牲的精神。

　　范與滕宗諒(字子京)的關(guān)系，是他為國惜才，為朋友犧牲的例證。滕與范仲淹是同年的進士，也是一個熱血報國的忠臣。西北戰(zhàn)事吃緊時滕也在邊防效力，知涇州。當時正定川一役大敗之后，形勢危急。滕招兵買馬，犒賞將士，重振旗鼓。范又讓他兼知慶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條。但正因為他干事太多，就總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萬貫。仁宗大怒，要查辦。

　　但很快查明，這15萬貫錢，犒賞用了三千貫，其他皆是用于軍餉。而這三千貫的使用也沒有超出地方官的權(quán)力規(guī)定范圍，但是朝中的守舊派，咬住不放，乘機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聲。

　　范這時已回京，他激憤地說，朝廷看不到邊防將士的辛苦和功勞，一任有人在這些小問題上捕風捉影，加以陷害，這必讓將士寒心，邊防不穩(wěn)。他力保滕宗諒無大過，如有事甘愿同受處分。這樣滕才沒有被撤職，而貶到了岳陽。可知范后來為他寫《岳陽樓記》，本身就是一種對朋友、對正義事業(yè)的支持，而這是要冒風險、付代價的。他在文章中嘆道：“微斯人，吾誰與歸”，他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戰(zhàn)友一起去為事業(yè)犧牲。

　　這種心憂天下，愛國為民的思想同樣在杜甫作品中有鮮明體現(xiàn)。

　　杜甫晚年流寓湖湘期間創(chuàng)作了150多首詩歌,這些詩歌所表現(xiàn)的愛國憂民情懷和經(jīng)世致用思想,豐富了湖湘文化,并對湖湘文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自杜甫后,學習和繼承杜甫的湖湘詩人和學者代不乏人.為紀念杜甫在荊湘地區(qū)傳播文化的偉大歷史功績,湖湘人民在杜甫生活過的地方修建了多處紀念杜甫的建筑.這些遺跡和名勝本身就已經(jīng)成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了.。

　　杜甫湖湘詩不到百首,但卻是杜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杜甫晚年生命歷程的忠實記錄.杜甫湖湘詩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愛國憂民和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雖然不是湖湘文化的直接源頭,但卻與湖湘文化有著非同尋常的關(guān)系.湖湘文化的"愛國憂民"和"經(jīng)世致用"的兩大特點,在杜甫湖湘詩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和體現(xiàn),這一點值得我們特別加以注意.

　　流寓湖湘期間，他寫了99首詩。杜甫是大歷三年(768年)攜全家乘船經(jīng)荊州(今湖北江陵)入洞庭，在那個“舟雪灑寒燈”的嚴冬的傍晚到達岳陽的。就在這里，他寫下了那篇千古傳誦的杰作《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guān)山北，憑軒涕泗流。

　　這首詩，以其意境的開闊宏偉，歷來為人們所激賞。這意境，從詩人的抱負和胸襟中來，從詩人閱歷豐富而又坎坷的生活道路中來。但詩人不只是為自己晚景的凄涼而悲切，更關(guān)心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苦難。眼望著萬里關(guān)山，到處兵荒馬亂，刀戈不止，人民流離失所，詩人北望長安，再也忍不住憑欄而泣，涕泗滂沱。這首五律，自古以來曾引得多少吟誦者愴然淚下!從總體上看，江山之壯闊與詩人胸襟之悲壯闊大相表里，故雖悲傷卻不消沉，雖沉郁卻不壓抑。

　　杜甫流落湖湘時，還寫了《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和《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等感人肺腑的贈別詩，后一首作于湘江上游的孤舟中，當時他已重病在身。“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這是他發(fā)出的訣別的悲聲。他深深感謝流落湖湘時親友對自己的關(guān)照，也為“戰(zhàn)血仍依舊，軍聲動至今”的時局深表憂慮。這首嘔心瀝血的長詩，成了這位偉大詩人的絕筆。

　　湖湘文化作為一種地域文化，自形成以來，以其特有的“湖湘氣質(zhì)”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敢為人先，心懷天下”的核心精神對中國近代社會產(chǎn)生巨大影響。我們現(xiàn)在都認同湖湘文化憂國憂民、實事求是、通變求新、兼容并蓄、敢為人先的優(yōu)秀精神傳統(tǒng)。那么，我們可以從湖湘文化的憂國憂民中尋找現(xiàn)代文化建設(shè)的精神動力，從實事求是中尋找文化建設(shè)的思想方法，從通變求新中探尋文化建設(shè)的目標，從兼容并蓄中獲得吸收外來文化的博大胸襟，從敢為人先中激發(fā)奮發(fā)創(chuàng)新的宏大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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