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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歐陽舍人書文言文翻譯

    時間:2022-09-28 10:09:03 文言文 我要投稿

    寄歐陽舍人書文言文翻譯

      在我們上學(xué)期間,大家一定沒少背過文言文吧?文言文是中國古代的書面語言,是現(xiàn)代漢語的源頭。是不是有很多人沒有真正理解文言文?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寄歐陽舍人書文言文翻譯,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寄歐陽舍人書文言文翻譯

      原文

      宋代:曾鞏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復(fù)觀誦,感與慚并。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yán)。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jì),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達(dá)識,義烈節(jié)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為后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wù)勒銘,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后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茍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于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并世而有,亦或數(shù)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shù)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后無疑也。而世之學(xué)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jìn)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誰不愿進(jìn)于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shù)美者,一歸于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jìn)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譯文

      曾鞏叩頭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來了,承蒙您賜予書信及為先祖父撰寫墓碑銘。我反復(fù)讀誦,真是羞愧難當(dāng)啊。

      說到銘志之所以能夠著稱后世,是因為它的意義與史傳很接近,但也有與史傳不相同的地方。因為史傳對人的善惡都一一來記載,而碑銘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眾,志氣道義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銘來顯揚自己,有的置于家廟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樣的。如果那是個惡人,那么有什么好銘刻的呢?這就是碑銘與史傳不同的地方。銘文的撰寫,為的是使死者沒有什么可遺憾,生者借此能表達(dá)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歡自己的善行善言流傳后世,就積極建立功業(yè);惡人沒有什么可記,就會感到慚愧和恐懼。至于博學(xué)多才、見識通達(dá)的人,忠義英烈、節(jié)操高尚之士,他們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現(xiàn)在碑銘里,這就足以成為后人的楷模。銘文警世勸戒的作用,不與史傳相近,那么又與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風(fēng)衰微的時候,為人子孫的,一味地只要褒揚他們死去的親人而不顧事理。所以即使是惡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銘,用來向后人夸耀。撰寫銘文的人既不能推辭不作,又因為死者子孫的一再請托,如果直書死者的惡行,就人情上過不去,這樣銘文就開始出現(xiàn)不實之辭。后代要想給死者作碑銘者,應(yīng)當(dāng)觀察一下作者的為人。如果請托的人不得當(dāng),那么他寫的銘文必定會不公正,不正確,就不能流行于世,傳之后代。所以千百年來,盡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銘,但流傳于世的很少。這里沒有別的原因,正是請托了不適當(dāng)?shù)娜耍珜懙你懳牟还⒉徽_的緣故。

      照這樣說來,怎樣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與正確呢?我說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為道德高尚的人對于惡人是不會接受請托而撰寫銘文的,對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別。而人們的品行,有內(nèi)心善良而事跡不見得好的,有內(nèi)心奸惡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惡行相差懸殊而很難確指的,有實際大于名望的,有名過其實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別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議論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實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銘文的辭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傳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說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寫碑志銘文的,難道不是如此嗎?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雖然有時也會同時出現(xiàn),但也許有時幾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個。因此銘文的流傳是非常難的;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難。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幾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為其撰寫公正而又正確的碑銘,它將流傳當(dāng)代和后世是毫無疑問的。世上的學(xué)者,每每閱讀傳記所載古人事跡的時候,看到感人之處,就常常激動得不知不覺地流下了眼淚,何況是死者的子孫呢?又何況是我曾鞏呢?我追懷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銘所以能傳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賜一篇碑銘將會恩澤及于我家祖孫三代。這感激與報答之情,我應(yīng)該怎樣來表示呢?

      我又進(jìn)一步想到象我這樣學(xué)識淺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還提拔鼓勵我,我先祖這樣命途多乖窮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還寫了碑銘來顯揚他,那么世上那些俊偉豪杰、世不經(jīng)見之士,他們誰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門下?那些潛居山林、窮居退隱之士,他們誰不希望名聲流播于世?好事誰不想做,而做惡事誰不感到羞愧恐懼?當(dāng)父親、祖父的,誰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孫?做子孫的,誰不想使自己的父祖榮耀顯揚?這種種美德,應(yīng)當(dāng)全歸于先生。我榮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賜,并且冒昧地向您陳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來信所論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聽從您的教誨而加以研究審核呢?

      榮幸之至,書不盡懷,曾鞏再拜上。

      注釋

      ①銘:在器物上記述事實、功德等的文字。

      ②通材:兼有多種才能的人。

      ③勒:刻。

      ④畜:積聚。

      ⑤兼勝:都好,同樣好。

      ⑥卓卓:卓著,突出的好。

      ⑦衋(xì)然:痛苦的樣子。

      ⑧蹶:挫折。

      ⑨魁閎:高大。

      寫作背景

      這封信作于宋仁宗慶歷七年(1047年)。慶歷六年(1046年)夏,曾鞏奉父親之命,寫信請歐陽修為已故的祖父曾致堯作一篇墓碑銘。當(dāng)年,歐陽修寫好《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曾鞏于次年即寫此信致謝。

      文學(xué)賞析

      第一段,文章內(nèi)容結(jié)構(gòu)上的“起”,敘寫信之由。“去秋人還”,“人還”猶如說“墓志銘收到了”,交代之意,“蒙賜書”及撰“銘”,點明寫信之由,“反復(fù)觀誦”,側(cè)面寫出歐文之精采,及作者愛不釋手的情景,“感與慚井”,寫作者對歐陽修的感激與敬佩口慚,弓l申為自愧弗如之意,顯示著敬佩之情。起首賽事二十余字,共四層意思,簡潔精當(dāng),意蘊深長。

      第二段,文章內(nèi)容之“承”。本段承上文“撰銘之謝”展開,敘及撰寫墓志銘的愈義。作者在段首即概括了本段論點:“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以史作臂,把銘志的憊義淺顯地表達(dá)出來。然后,比較銘、史之異同。先言其異:史,實錄善惡之行;銘,只書美善之德,有褒揚美善之義,故人惡則無銘志之撰;此其異。次言銘、史之同:社會作用相同,即替惡勸善的作用相同。“勸”,“勉勵”之意。銘志,對好人是一種鼓勵,美德得到彭顯,流芳后世,死而無憾,活著的人,可以憑借銘志申達(dá)敬意,因此,銘志之撰,使好人,“勇于自立”;銘志,對壞人是二種警誡,一想起死后無善可述,就又愧又怕。這一段以史為臂,借助銘、史對比展開文章,深刻地闡述了銘志的“替勸之道”。

      三、四自然段,文章內(nèi)容結(jié)構(gòu)之“轉(zhuǎn)”。前一部分寫的是“古墓銘之美義”;這一部分,寫“今墓銘之惡弊”及糾除弊害的條件。由美而及于惡,由古而及于今,內(nèi)容是為一“轉(zhuǎn)”,這一“轉(zhuǎn)”,其實正是內(nèi)容的又一縱深發(fā)展。

      第三段,談今銘“二弊”。首先指出:今銘之惡弊是“不實”。文章從兩個方面剖析了銘不得實的原因:一方面是請銘的人,一心要美譽顯揚他們的親長。于是就不根據(jù)事理本來面目撰銘,所以惡人也可以憑虛美夸粗于后世,另一方面是“立言者”,即撰銘之人,受人請托,倘寫惡德,則有悖于人情,所以不得不為溢美之謚。其次,指出今銘之惡弊是“傳者蓋少”,能傳世的銘志很少。上至公卿,下至里巷之十,大家“莫不有銘”,鮮有流傳者于世是何原因,作者一語破的:“托之非人,一修之非公與是”,撰寫墓志銘的人,倘非正直有德之人,撰文亦不公止與正確,一派奉承阿談之詞,就不能行世而傳后了。盡管今銘之惡弊,產(chǎn)生有“請托者”和“立言者”兩方面的原因,但作者從文學(xué)家的角度剖析問題,還是重在立言者的責(zé)任方面,因此,在文字上,本段就立言者的論述,貫穿全段;而請托者只是數(shù)語帶過:這種有詳有略的文字處理,也使“立言者”的論題更加突出。

      第四段,承上段“立言者”的論述,這一段特別強調(diào):立言者的素質(zhì)是糾除今弊的根本條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須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即是說,立言者一方面要有很高尚的道德修養(yǎng);一方面,又要很有文采,擅寫文章,第三段曾談及今銘二弊:一是“不實”;一是“不傳”。第四段針對“不實”之弊,提出“畜道德”;針對“不傳”之弊,提出“能文章”;環(huán)環(huán)相扣,論述層次嚴(yán)謹(jǐn)、周密。作者在此段先總提出“畜道德而能文章”的論點。然后再按順序分說“畜道德”與“能文章”。

      “畜道德”,言道德修養(yǎng)對于文章識見的'影響:一是,德者必不肯受托于惡人行滋美、虛美之撰;二是道德的修養(yǎng)能帶助人區(qū)分現(xiàn)象與本質(zhì)的復(fù)雜表現(xiàn):社會上,有內(nèi)心善良而行為卻有不端之嫌者;有內(nèi)心奸詐。外表卻具善良之象者,有其行髻惡懸而難決者;有實大于名者;有名大于實者。事物如此紛紜復(fù)雜,唯有德之上才能具有德之識,獨具慧眼,看透本質(zhì),不為表像迷惑。做出正確判斷。唯有德之士,才能公正不阿。不殉私情。他們筆下的銘文,才具備“公與是”的標(biāo)準(zhǔn)。

      論及“能文章”,曾鞏認(rèn)為,辭采不美,文章不會流傳于世,只有“文章兼勝”才行二勝,佳妙之謂,“兼勝”,這是文章流傳的條件。最后,又總說:“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作了小結(jié)。

      這一小段敘述層次是:先總說——次分說——再總說,條理清楚,結(jié)構(gòu)嚴(yán)謹(jǐn)。

      第五、六兩段,文章內(nèi)容結(jié)構(gòu)之“合”。從“立言者”之論,歸結(jié)至于歐陽舍人之身,盛譽歐陽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賢,深謝歐陽修賜銘之德。曾鞏撰此文時,這兩段未始不是文章的“重頭”部分,作為感謝信,作者的感激與頌揚,正是文章的重點,所以文字筆墨也用了許多。但從鑒賞角度看,倒是前幾段更重要。曾鞏意在寫一封感謝信;而如今曾鞏的“墓志銘論”或“立言論”成了重點,因此,后兩段簡單介紹:一是曾鞏盛譽歐陽修“蓄道德”的問題:歐陽修由于一貫堅決支持慶歷新政,且文章鋒芒畢露,如《朋黨論》、《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遂深為保守派嫉恨,制造事端。京城流言四起,諫官錢明逸據(jù)此彈勸歐陽修。指責(zé)他與甥女關(guān)系暖昧。《宋史·歐陽修傳》載:“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歐陽修身披污名,百口莫辯,曾鞏在《上歐蔡書》中,仗義執(zhí)言:“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夭地鬼神之臨己,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曾鞏為此可以說是激憤到極點了,至于“廢食與寢”。在這種背景下,曾鞏特別推重歐陽修的道德之賢,認(rèn)為歐陽修是“數(shù)百年而有”的德才兼具之士,這應(yīng)視為是深有意味的,也是對流言的一種反擊。

      另外,曾鞏盛譽歐陽修之“道德文章”,是“數(shù)百年而有者”,說的也是實話,蘇軾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說:“歐陽子,今之韓愈也。”韓、歐分別為唐宋兩代文學(xué)運動的領(lǐng)袖,推動了兩代古文運動的發(fā)展,并給后世留下了深遠(yuǎn)的影響。說歐陽修是中國文壇上“數(shù)百年而有者”。確實是句實在話,決不能視為一種吹捧。

      這篇文章最大的特點行文曲折。此文作為一封感謝信,起首并不言謝字,而是紆回曲折,慢慢道來。先論及古代撰寫墓志銘的社會意義,在于褒揚美善;進(jìn)而論及今之墓銘的流弊,即“不實”、“不傳”;在論及流弊時,特別突出了立言人的作用,提出只有立言人“畜道德而能文章”,才能格守“公”與“是”的原則,才能“文章兼勝好,從而傳世;既而,又言“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世代罕有,文章至此才推出歐陽修來,盛譽歐陽修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行者,是韶所謂數(shù)百年而有者”,并深致謝意,這才說到了感謝信的正題。文章由遠(yuǎn)及近,從古及今,由慮及實,從泛論而及于歐陽修之身。曲徑通幽,層層遞進(jìn),正是這種“紆徐”之筆,把作者的感謝與敬佩,表達(dá)得酣暢淋漓。

      名家評價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九十九:“此書紆徐百折,而感慨鳴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于言外。較之蘇長公所謝張公為其父墓銘書特勝。”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二:“層次如累丸,相生不絕如抽繭絲,深涵光芒其議論也,溫柔敦厚其情文也。曾文至此,豈后人所能沿襲擬議。”

      林云銘《古文析義》卷十五:“是篇把志與史分別異同,轉(zhuǎn)入后世之不實,又無傳處,歸到廬陵之道德文章,欣幸一番,感恩一番,碩美一番,見得此銘便足千秋信史,可以警勸,關(guān)系非輕,與世人執(zhí)筆不同。把自己祖父也占了許多地步,是善于闡揚先德者,不特文詞高妙,議論精確也。”

      吳楚材、吳調(diào)侯《古文觀止》卷十一:“子固感歐公銘其祖父,寄書致謝,多推重歐公之辭。然因銘祖父而推重歐公,則推重歐公,正是歸美祖父。至其文紆徐百折,轉(zhuǎn)入幽深,在南豐集中,應(yīng)推為第一。”

      作者簡介

      曾鞏(1019~1083)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今屬江西)人。嘉佑二年(1057)進(jìn)士。歷任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實錄檢討官,官至中書舍人。曾鞏出自歐陽修門下,完全接受了歐陽修先道而后文的古文創(chuàng)作主張,而且比歐陽修更著重于道。因此,曾鞏的散文在八大家中是情致和文采都較少的一家。但曾文長于議論,他的政論文,語言質(zhì)樸,立論精辟,說理曲折盡意,近似歐陽修文。記敘文亦常多議論,如《宜黃縣縣學(xué)記》《墨池記》都于記敘中縱談古今。曾鞏亦能詩,今存詩400余首,以七絕成就較高,但為文所掩,不大受人重視。著作今傳《元豐類稿》50卷,有《四部叢刊》影元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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